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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域中的“李约瑟问题” 与中国
2021年06月30日 16: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冠臣 字号
2021年06月30日 16: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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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领衔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卷首提出了“八个问题”,后又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凝练为:“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终于对中国的科学与社会有所了解,我渐渐认识到还有一个问题至少同样重要,那就是: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中西方的很多学者都围绕此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李约瑟问题”的由来

  自16-17世纪以来,科学的本质开始规定着时代之走向。“李约瑟问题”的提出在中国思想界标志着一种转向,从新文化运动主动引进“赛先生”、主动接纳科学精神进中国传统文化圈,转向对科学本质的认识和沉思。

  “李约瑟问题”是推动李约瑟研究整个中国科学文明史的核心问题意识:为什么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为什么现代科学只能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如果说“李约瑟问题”本义是考察、分析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体系的特质,而部分中国学人在回答“李约瑟问题”的时候则落入一个学术怪圈:不是深刻分析西方文化传统与中国人文传统的不同,并正视这种差异性;而是试图努力地分析和挖掘中国人文体系的缺陷,以便证明科学没有从中国人文体系中率先发展出来的事实,既然是事实了,还需要证明?

  “曾经遥遥领先的中国和中国文明为什么近代以来远远落后于欧洲?”这个问题早已引起欧洲人的注意和探讨,波义耳、莱布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狄德罗等著名学者都曾参与讨论,但李约瑟将其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并形成了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李约瑟本人而言,他的解答思路显然不是从考察中国人文体系的缺陷入手的,而是从跨文化比较中凸显出中国文明体系的特质出发的。第一,李约瑟确立了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思路,也就是将中国科学传统“与欧洲进行对比,试图描述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发明传统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长处和弱点”。第二,中国的“长青哲学”是一种有机唯物论,机械论世界观根本就没有在中国思想中发展起来。中国哲学善于推测自然法,但与神和神性并无关系,而欧洲人从自然法到成文法,确立了法学观念。第三,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在李约瑟看来,“中国社会有某种自发趋于稳定的倾向,而欧洲则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

  总之,李约瑟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属于跨文化比较研究,不仅要揭示中国传统文明的特质,更重要的是理解自己本土的文明,即欧洲文明体系的独特性。“李约瑟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为了确立欧洲文明的优越地位,更不是为了揭露中国文明的落后性。李约瑟本人的研究与回答,并没有终结“李约瑟问题”,反而激发了人们回答或应对“李约瑟问题”的激情,“李约瑟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促进了人们对东西方不同文化特质的理解。

  在当代中国学界,“李约瑟问题”依然是热点问题之一,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但部分中国学者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一直没有摆脱一种思维定式,即分析中国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种种不足,作为解释没有率先产生现代科学的原因和根据,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政治原因。二、经济原因。三、思想文化原因。总之,这种回答“李约瑟问题”的思维定式最后只是在分析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甚至中国人本身的种种内在的缺陷和不足,从深挖到深批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这种研究现象表明,部分中国学者没有很好地遵循李约瑟本来的问题立场和解答思路,反而陷入李约瑟本人明确反对的欧洲中心论。李约瑟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怀疑能否用“自然-人类学”或“种族-精神”因素来有效地解释文化,而是相信不同文化之间的巨大历史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学研究来解释。

  二、现代性语境中的“李约瑟问题”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反思“李约瑟问题”涉及两个层次:第一,“李约瑟问题”的定位。在现代性语境中“李约瑟问题”显然是一个隶属于“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话题,它的发问直指一个欧洲中心、直指一个普遍的知识原则。陈嘉映认为,“李约瑟问题”是个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倒过来问,即为什么西方发展出科学?这样,不是否定李约瑟的特殊关切,恰恰是正本清源,只有从思想的严格性上来发问,为什么只有受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影响的环地中海地区率先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我们才能够准确地把握西方科学的本质,也才能正确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从这个星球上的文明种族分布整体而言,无论是西方科学,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是特例、个别,而不是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

  第二,“李约瑟问题”所指涉的近代科学之本质特征。在现代性语境中,近代科学是一套原理系统,这套原理系统又被称为公理系统,它包含公理、原理、定理、法则、规律、公式,也包括宪法、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这套原理系统直接导源于希腊哲学传统,导源于希腊人逻格斯(Logos)的说话方式。希腊人逻格斯的说话方式在说理的过程中注重论证和抽象原则,黑格尔在评价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世界的本原是“数”时说,人类思想前进了一大步。数学的普遍性是最完整的普遍性,它和构成我们形而上学世界的各种事态都能符合。

  哲学-科学在探索本原和根据的过程中为世界提供了一套整体性的理解和解释,因此,这套原理系统也是一套真理系统。作为一套真理系统,它能够率先在西欧产生,直接推动者是罗马人,“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怀特海所说的这种信念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起来,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中世纪对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恰恰是对这一信念的最有力的支撑,但科学并不仅仅是本能信念的产物,它还需要对生活中的事物本身、简单事实保持足够的兴趣。简言之,对自然秩序的信念使科学得以成长起来,科学从这里开始与哲学分道扬镳且渐行渐远,哲学要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而科学只持有对自然秩序的坚定信念,不对此信念提出怀疑,更不会解释自身的意义。这种与哲学不同的科学信念的产生与中世纪的文化背景有莫大关联。

  近代以来,西方给予东方影响最大的是它的科学和科学观点。当现代科学作为一套真理系统,已经成为统治全球的唯一真理原则,“李约瑟问题”不仅表达了李约瑟个人的问题意识和主要关切,而且也表达了科学思想史的社会学立场尤其是大历史观,这在以反思和批判西方哲学逻格斯中心主义、宏大历史叙事为己任的后现代哲学家眼里,“李约瑟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标签。

  在现代性语境中言说“李约瑟问题”,首先要区分的是事实与价值:“李约瑟问题”不是一个事实命题,不涉及真与假,而毋宁是一个价值命题,它的发问方式“whynot”关涉的是“意义的产生”。也就是说,“李约瑟问题”对中国、印度文明乃至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文明形态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通过“李约瑟问题”既可以认识欧洲西方的文化本质,也可以认识其他传统文明形态的特殊性、异质性。这样一来,在现代性语境中,“李约瑟问题”就是一个反乌托邦主义的话题,它既是需要批判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典型案例,也可以成为凸显个别性、差异性、异质性的动因。

  三、现代性语境中的科学与技术

  科学技术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眼中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和完成,碾压着差异和个性,规训与惩罚着身体和欲望。作为后现代主义先驱的海德格尔曾尖锐地分析探讨了世界作为图像的时代以及技术的本质。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指涉的是一种表象方式,也即一种认知方式,通过技术,自然变成了一种客体。他说,“现代技术即是让看见、使架置出来,通过它,自然以一个数学客体而显现。”

  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研究,而研究的本质表现为企业化行为,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筹划与严格性,方法与企业活动,它们相互需要,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本质,使现代科学成为研究。”现代的具体科学、实验科学都隐藏在机械装置中,也就是说,现代科学严重地依赖于仪器设备,甚至制造装备水平也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指标之一。科学的企业化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因此也造就了一类人,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所取代。海德格尔在辞世之前写给芝加哥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代表的祝词(1976)中曾提出问题:“现代自然科学究竟是现代技术的基础,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抑或本已是技术之思的基本形式,本已是技术之表象方式的决定性的前概念,及其对已实现、已建立起来的现代技术之机制制度的不断侵入?”海德格尔的“现代科学奠基于技术之本质”的论断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开始提出,最终提出“海德格尔之问”。“海德格尔之问”所开启的意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笔者认为甚至要比“李约瑟问题”更深刻更深远。因为“海德格尔之问”不仅仅涉及现代性语境中的科学与技术谁为谁建基的问题,更关联到存在问题之急迫、存在真理本身,即“人在世界中的栖居之道”。

  技术是科学之用,这是长期以来人们所熟悉的观念,但海德格尔却主张现代科学的本质来源于技术,是技术之用。海德格尔之所以强调技术的首要地位,其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技术(techne)从其词源上解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与存在的关联,即技术作为存在真理的发生方式是“把存在者从遮蔽中带出并带入其显现的解蔽中。”可见,“海德格尔之问”追问的并非技术,而是存在真理本身。只有在思考存在历史的开端时,希腊人关于techne的经验才向沉思者敞开,而通过希腊人关于techne的经验作为一种解蔽方式来观照现代技术之本质集置时,海德格尔洞察到现代数学性科学的根本特征在于技术性。科学的含义从古希腊的知识(episteme)、智慧已经蜕变为自然科学(Science)、实验科学,成为由数学、实验、仪器三要素架构起来的企业化研究建制了。在这种学术建制中,它为了控制和充分利用自然,从事理论自然科学的实际应用研究。与此相匹配的现代技术这个名称也上升为一种理论行为、一种认知方式,一种表象方式。技术的本质和支配地位在于,通过技术,自然变成了客体、对象,自然被人类所摆置和利用,技术就是自然的客体化、对象化。海德格尔因此说:“现代技术即是让看见、是架置出来,通过它,自然以一个数学客体而显现。”这一论断显然是从海德格尔所解释的希腊人关于techne的经验出发,对现代技术本质之规定。

  在海德格尔的视野里,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而且“技术的-科学的世界完全不是人为的世界,也不是自然的世界,而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表象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形式。”

  海德格尔将这个时代通称为“世界图像的时代”,技术的全球统治酝酿着巨大的危险,在考虑西方欧洲的自我拯救问题时,海德格尔曾一度将眼光转向古老的东方,但按照他的观点,东方必须首先完成“自我拯救”,才能赢得与西方对话的可能性,因为尽管印度学者、日本学者、甚至中国学者都说着各自的语言,但依然是按照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技术规范而言说,在二战以后,技术实现全球统治的背景下,古老的东方已经丧失了独一性。如果我们认可并遵循海德格尔的指导,首先就要沉思并再次确认我们的独一性和异质性问题,然后才能与西方形成有效对置。所以,具体到“李约瑟问题”,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或者说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率先从中国产生,就与说中国没有哲学(黑格尔),或者为什么哲学没有率先从中国产生一样,这些whynot问题并不必然意味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这些发问在现代性语境中,恰恰可以转渡和衍生为给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生存空间的问题,主张中国传统文化独一性、异质性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再次将“李约瑟问题”与“海德格尔之问”本质关联起来,那么,传统中国没有哲学、传统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就不仅仅不是对中国的贬低,而毋宁是保留了一种希望。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全球统治蕴含着极端的危险,“集置伪装着真理的闪现和运作,遣送到订造中去的命运因而就是极端的危险”这个危险的东西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之本质作为解蔽/真理之命运。而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科学”的问题就敞开了一种与技术的本质问题形成对峙的可能性,也一并敞开了拯救问题的可能性。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可能性”首先以中国完成现代化道路为前提。

  余 论

  现代科学在西方欧洲开始的知识论路径传播到中国后就被逆转为价值路径,技术应用、制作工艺的突破被摆在了科学研究的首要地位上,这是当时救亡图存以及科教兴国的复兴战略所决定的,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科学一方面向发现真理回归,另一方面也关涉人的全面发展,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叉与融合成为未来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现代科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演进也开启了“李约瑟问题”所隐含的另一个问题向度:“既然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那么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中国文明将在21世纪通过现代科学的发展再次领先世界?”

  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在迈向科技强国的途中还亟须完成三个环节:第一,中国亟须产生影响甚至开启产业革命的重大技术创新;第二,中国亟须产生面向人类未来的战略性科学家;第三,中国亟须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只有走出这三步,才能够赢得回答“李约瑟问题”“海德格尔之问”等诸多关切的可能性,中国道路才具有世界性意义。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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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孙冠臣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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