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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十年:以史为鉴反思灾疫之难 多位学者表示,应积极参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
2013年04月10日 16:56 来源:2013年4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记者 毛莉 薛倩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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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目前对H7N9禽流感的应急处理与当年应对‘非典’已不可同日而语。”首都医科大学社会医学教研室的李星明告诉记者,“‘非典’之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在预案、法制、体制和机制等各方面都加强了建设,突发传染病的应急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4月8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情况。“非典”爆发十周年之际,H7N9禽流感疫情的发生引发了学界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他们从多学科角度阐述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考。

  应急机制十年之变

  “目前对H7N9禽流感的应急处理与当年应对‘非典’已不可同日而语。”首都医科大学社会医学教研室的李星明告诉记者,“‘非典’之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在预案、法制、体制和机制等各方面都加强了建设,突发传染病的应急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李星明介绍,经过十年发展,我国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响应的应急体制,出台并不断完善了包括国务院《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政府投入了100多亿元解决各级疾控中心的硬件设施,在全国组建了公共卫生监测和预警系统,形成了包括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在内的一整套严格的信息报告制度。从国家到地区层面设置了较完善的应急预案体系。这套应急系统在2009年抗击甲型H1N1流感时已经得到了检验。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安表示,卫生部门此次在应急启动方面相对于“非典”时期有了长足进步。应急启动之后的指挥、协调、处置、监督等各种机制是整个应急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应对H7N9禽流感仍需要社会各部门的通力合作。

  “相对于应急体系的其他环节,‘事中’评价更需要重视。现代应急管理一个最核心的内容是及时进行‘事中’评价和处置,而不仅仅是依赖事后救援与恢复,也不过分依赖事先对于风险的认知和防范。‘事中’评价包括事件是否可减缓,对于受灾者应该从哪种程度上进行救援,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和环境需要哪种程度和哪种时间上的恢复性评价。这些都要纳入到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去。”陈安说。

  以史为鉴 敬畏自然

  瘟疫在人类社会出现的方式,除了爆发性流行以外,更多的是散发和小规模的流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表示,像H7N9禽流感这样的疫病,在历史上可谓数不胜数。在中国历史上,虽没有出现像“黑死病”那样对人口造成结构性影响的重大瘟疫,但较为严重的瘟疫也时有发生,如明末华北的大疫、嘉道之际的霍乱、清末东北的鼠疫等。瘟疫发生和流传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秉忠和李化成都表示,就世界历史情况来看,鉴于史料的缺乏,完整追溯流感的历史并不容易。尽管学界一般认为早在古希腊时期流感就似有发作,但据《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记载,直到15、16世纪,这种疾病才有了确凿的传播证据,自此流感便和人类紧密相伴。危害最大的流感是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在6个月内几乎波及了地球上每一个种族,全球死亡人数为0.5亿—1亿。

  对于“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如此巨大危害的原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文明认为,一是受世界大战的影响,军队的远距离调动加速了流感传播;二是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的使用和世界性交通网络的形成,加速了人口的世界性流动,造成了流感的世界性传播;三是当时各国政府并未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四是当时的医疗条件根本无法应对新型流感病毒。刘文明说,“在全球化时代,交通便利和人口流动频繁,比1918年时更易于流感病毒的传播。因此我们应吸取历史的教训,加强监控力度和预防措施。”

  余新忠认为,瘟疫除了威胁人的生命和健康、对社会经济造成破坏外,还会带来社会恐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历史上,重大瘟疫往往还会对文化观念、政治局势乃至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对瘟疫历史的探究,其意义不仅是为今天的防疫工作提供直接借鉴,更能让我们思考人与瘟疫间的关系。余新忠认为,瘟疫与人类一直处于较量之中,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瘟疫将与人类同在,并一如既往,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对于瘟疫,对于人类掌控瘟疫的能力,显然不应再像以往那样盲目乐观。对此,恐怕需要我们多一些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少一些现代性的骄傲和过度自信。

  有效防治流感,当然有赖于医学研究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但鉴于病毒的多变性,医疗应对往往是被动和滞后的,甚至对疫苗的期待都不能过高。李秉忠和李化成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全方位、多渠道的疾病防控,特别是隔离措施往往会起到关键作用,并且这种防控要有持久性,否则便会功亏一篑。从这一点上来说,良好的卫生习惯就是最好的预防措施,如“西班牙大流感”期间日本的死亡率较低,这与日本人由来已久的卫生习惯密不可分。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唐代兴认为,当今世界的灾疫现象与过去有着根本不同。过去,灾疫现象更多是一种偶然、特殊的自然现象。而今天的灾疫已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更多的可归咎于人为,有普遍化、日常化的趋势。“今天人类所承受的各种灾难,与人类行为直接相关。自然报复人类的基本方式,就是频频爆发的自然灾害和疫病。”唐代兴说,“治本之策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自身的存在观、生存方式。我们应当理性地审视和反思灾疫之难,改变单一征服论、改造论,敬畏和感恩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重建人与环境的亲缘关系。”

  推动公共卫生问题全球治理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认为,公共卫生问题已成为全球化问题,具有跨国性、突发性等特点,其治理要求多国联动、国际合作。同时,在公共卫生问题领域开展的国际合作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有利于培养国际间的互信和理解。“非典”过去的十年间,我国重视自身卫生体系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国际合作原则,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展开积极合作,参与到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进程当中。“中国应对突发疫情的能力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称赞。”余潇枫说,“此次H7N9禽流感发生后,我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对中国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告诉记者,妥善处理禽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机制,有利于树立中国对国民、对世人负责的大国形象。在参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参与到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中,推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规则的改革;另一方面,加强南南合作,重建更加合理的新规则,使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

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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